2016年11月11日至13日，第二届世界印度学家大会在深圳明华国际会议中心召开。此次大会由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中国印度友好协会、印度文化关系委员会（ICCR）、印度驻华大使馆和深圳大学主办，来自中国、印度、德国、泰国、法国、智利等多个国家的近百位印度学学者参加了此次大会。11日晚，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户思社副会长设欢迎宴招待与会学者和媒体朋友，市外办副主任孙怀忠先生、亚洲处副处长张琳女士等出席。12日晚，印度驻华大使顾凯杰先生（Vijay Gokhale）设印式晚宴宴请与会学者和媒体朋友，深圳大学党委副书记陶一桃教授出席并致辞。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香港卫视、中国社会科学报、中印大同网及印度驻华大使馆和驻穗领事馆对此次会议进行了专题报道。

12日上午，北京大学印度研究中心主任王邦维教授主持开幕式，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副会长户思社教授和印度文化关系委员会主席洛克希·金德尔教授（Lokesh Chandra）分别致开幕词。印度驻华大使顾凯杰先生和杭州佛学院副院长刚晓法师到会祝贺并发表讲话。深圳大学党委书记刘洪一教授代表深圳大学全体师生向各位印度学学者表示热烈欢迎，并对大会的召开致以衷心祝贺。

金德尔主席对此次盛会在中国召开表示高兴和祝贺，并认为，印度学不仅有厚重的历史，而且对未来社会发展有重大影响。户思社说，第二届印度学家大会在中国召开是中印文化交流史和世界文化关系史上的盛事。中印之间有着一千个、一万个和衷共济，交流互鉴的理由，这是两国学者跨越喜马拉雅障碍，追求互相了解的力量源泉。户思社希望各国的印度学家能够通过交流和讨论，增进了解，加深友谊，共同为世界永久和平与发展作出贡献。顾凯杰认为，在中国有为数不少的学者从事印度学研究是一件可喜的事情。他说，在日趋复杂的国际形势下，如何让博大精深的印度学从学术研讨转入到实际运用、如何普及印度学研究的成果是首要任务，并强调中印两国应该继续深化经济文化交流。刚晓法师回顾了杭州灵隐寺与印度的渊源，提到杭州佛学院与深圳大学印度研究中心签订了合作协议，创办了“中印文化交流中心”，并进行共同合作，例如，举办了两届“泰戈尔在我心中”全国有奖征文比赛，携手支持外文出版社修订再版《大唐西域记》印地文版。刚晓法师表示大力支持本届世界印度学家大会的召开，共同促进中印文化交流。刘洪一介绍了深圳大学30多年来人才培养、学科建设的发展。他说，深圳大学十分重视包括印度文化在内的东西方文化的传承和研究。早在1984年，学校就开设了有关印度文化的课程并深受学生欢迎。深大还多次举办有关印度文化的学术研讨会，并在2005年成立了印度研究中心，进一步推进印度文化研究，目前已经成为重点研究基地。他相信，各位领导、专家莅临本次大会，必将更好地推进印度文化的研究，进一步加强中国、印度和东西方各国之间的文化交流。他说，深圳大学正在加快高水平大学建设，希望大家支持深圳大学的发展。

开幕式上，刘洪一书记代表深圳大学向金德尔教授颁发了名誉教授证书。

大会设五大议题，分别为“印度学在中国”、“印度学在世界各国”、“佛教和世界文化”、“印度学和中印文化交流”和“印度文学和语法”。

中国的印度学研究是世界印度学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把中国印度学放在广阔的世界视野中来反思中国印度学和中国现代学术研究，是理解印度学学术史的一个重要维度。印度文化关系委员会主席金德尔教授在其文《印度学：过去与未来的庄严空间》（The Solemn Space of Yesteryears and Tomorrows）中指出，印度学是人类价值、古希腊罗马古典主义、文艺复兴的顶峰，给人性和世界的真实性带来更明晰的理解。深圳大学印度研究中心郁龙余教授的《从佛学、梵学到印度学》一文指出，佛学、梵学、印度学在中国是三个紧密相关而有不同的概念；佛学、梵学的研究传统与来自欧美和现代印度的印度学研究是中国印度学研究的一纵一横的两大源头，在北京大学交汇融合，催生出了中国的印度学。中国社科院南亚研究中心副主任刘建研究员提到，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在中国出版发表了关于印度各方面研究的数百部著作、译作和上千篇学术论文。目前在中国有上百位学者在各种机构从事印度研究。过去三十年间，中国的印度研究具有全面性、客观性和深刻性，使中国精英阶层和普通大众更好了解印度，对中印关系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泰戈尔作品全集》中译本的主编、国际孟加拉学研究会会长董友忱教授与与会学者分享了翻译泰戈尔作品的心得。他总结了自己“笔译三步工作法”，介绍了孟加拉语诗歌与中国诗歌韵律的异同之处，并且提出了自己翻译泰戈尔诗歌的主张以及译名译写的原则。深圳大学ICCR讲席教授Nirmala Sharma的演讲《中国的不朽之作，印度的灵感源泉》深入探索雷峰塔石砖中发现的陀罗尼，揭示这些出土实物对中印文化交流的意义。印度哲学研究委员会主席S.R.Bhatt教授运用西方哲学概念阐释了早期佛教哲学中的实在与知识问题，提出了这一哲理：一切事物哲学化的终极目的，就一切人类事业而言，是为了实现从苦难中解放出来和享受和谐与快乐。

在“印度学在世界各国”这一主题中，泰国学者Chirapat Prapandvidya教授运用泰国发现的铭文追溯了公元5~13世纪泰国上座部佛教和大乘佛教的发展历程。智利学者Sergio Melitón Carrasco-Alvarez教授探讨了雅利安文化与雅利安入侵之前的印度本土文化如何在火的观念中融合。北京大学南亚学系系主任陈明教授的论文《丝绸之路出土的古代中印交通史料概观——以汉文写卷为中心》揭示了《大唐西域记》等求法僧人著述对研究古代中印交通史的学术价值。中国改革开放论坛马加力教授在其文《印度古代至近代教育制度的演变》中简述了印度吠陀教育、佛教教育、伊斯兰教育和英国统治时期殖民教育的概况，指出殖民时期的教育为印度的发展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深圳大学印度研究中心讲师蔡枫在其文《佛陀：从神格人到人格神》中指出，在犍陀罗佛传雕刻的世界里，作为人格化神的佛陀和作为神格化人的佛陀两者并非截然分裂，而是相互依存、相互酬唱。

大会的第三个主题是“佛教与世界文化”。德国美因茨科学院院士、法国科学院院士、奥地利科学院院士Oskar von Hinüber先生以南印度Kanaganahalli出土的图像以及南印度Phanagiri遗址最近出土的铭文等考古实物为中心，通过考察了古印度家庭的大小及其成员名字反映出印度和中亚之间的文化联系。旅德学者胡海燕通过分析法显和玄奘对“行像”这一佛教仪式的记载揭示了“行像”这一术语是一个印度习俗，很可能通过陆上丝绸之路传至中亚地区和中国。北京大学王邦维教授从《大唐西域记》卷七所记载的“烈士”故事开始，梳理了印度《僵尸鬼故事二十五则》与唐代段成式《酉阳杂俎》的中岳道士顾玄绩故事、唐代牛僧孺《玄怪录》的杜子春故事、《太平广记》的萧洞玄故事的关系，从故事的神话性质、故事的文学特征、故事所反映的社会心态（轮回观念、梦的作用、“无言”的最高境界）等视角，对故事的内容与衍变作了精彩的阐析。印度学者Jitendra B. Shah的论文《佛教哲学中尼犍陀思想的痕迹》通过考察巴利三藏中对耆那教徒的数十条记载，揭示了佛教哲学中存在的耆那教哲学的影响。印度北奥里萨大学常务校长Prafulla Kumar Mishra教授通过考察奥里萨地区的拉里陀山佛寺、补涩波祇厘僧伽蓝、乌陀耶山佛寺等考古遗址，结合玄奘《大唐西域记》的记载，展示出该地区佛教一度繁荣的发展状况。

在大会第四个主题“印度学与中印文化交流”中，印度那烂陀大学常务校长Mukund Lal Srivastava在其文《关于玄奘顶骨舍利前往新那烂陀大寺之旅的一个简注：那烂陀及其对加强印中关系的重要性》中阐述了玄奘顶骨舍利前往新那烂陀大学的历史与旅程及其在加强中印关系中的重要性。他提到，古那烂陀大学的师生，在玄奘圆寂后视他如同菩萨，因此他的舍利以佛舍利的模式成为令人起敬之物。人们普遍认为，哪怕是瞻仰佛/菩萨舍利以及他的直系弟子/追随者一眼，也能够帮助人们获得福德和终极解脱。荷兰莱顿大学的ICCR讲席教授Pralay Kanungo的论文《中国、印度与丝绸之路之间的文化联系、共存与融合》以丝绸之路为中心，从中提取丰富的材料，分析一些有关中国和印度文化互动交流的具体实例，以此说明这两大古文明是如何通过接受和给予，自主和整合这样有创造性的相互作用大大地彼此受益。他强调，中国目前重寻丝绸之路的经济潜力的努力需要重塑它的基本原则和历史遗产，这些可以证明中印两大文明的智慧和成熟，并且突出共存和共融，而不是冲突和分歧。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教授王树英用印地语发表了题为《中印关系及中国对印度的研究》的演讲，表达了中印人民友谊像喜马拉雅山那样巍然挺立，两国的经济文化交流像黄河和恒河那样奔流不息的美好愿望。旅法学者朱新天教授向与会学者介绍了其著《印度教万神殿艺术》，展示了印度王后阶梯井的发掘历史和艺术样貌，强调印度王后井的发现与考古发掘，无疑可以称得上是世界考古史上的一大奇迹。这座深埋地下历史近千年的文物古迹，在发掘后不仅保存完好，而且折射出印度十一世纪历史、建筑、雕塑以及科学技术和宗教艺术上灿烂的文明。深圳大学印度研究中心讲师黄蓉的《谭云山与中印学会始末》一文挖掘了谭云山文献，梳理了中印学会缘起和发展历程，探讨了缘起背后所载的中印之共同文化精神。深圳大学印度研究中心讲师朱璇通过比较四种《印度与中国》，从史学、比较文化学和比较哲学视角探讨了“中印学”的构建方式。

大会最后一个主题是“印度文学与语法”。印度德里大学梵文系系主任Dipti S. Tripathi的论文《梵语语法传统与通用语法》把印度的语法传统可以分为论、见和阿含三个门类，同时提出在语义学输入的基础上建立通用语法模型的可能性，或许大体上适用于人类语言。 西安外国语大学戈富平教授用印地语发表了题为《印度民族文化心理与语用特点——以印度官方语言印地语为例》的演讲。他认为，印度文化非常活跃，各个历史阶段都不时根据需要吸收不少进入印度的外来文化，致使印度文化不仅历史悠久，而且丰富多彩。这种对外来文化的适应性使得印度民族文化心理具有了一种明显的吸收性。印度高哈蒂大学孟加拉语系教授和系主任Amalendu Chakrabarty的论文《吠陀时代太阳崇拜和月亮崇拜的冲突》从吠陀文献中分析太阳崇拜和月亮崇拜这两种原始崇拜如何走向宗派分立。青岛大学侯传文教授在其文《〈罗摩衍那〉与印度社会文化生态》中从民族矛盾的解决、家庭矛盾的解决等各方面论述了这样的观点：《罗摩衍那》核心主体部分(现存文本第2—6篇)与后来加入部分（第1篇和第7篇）表现了不同的社会生态和文化生态观。前者试图调解各种社会矛盾，构建伦理道德体系，维护了和谐的社会生态和多元的文化生态；后者树立权威，压制矛盾，维护统治秩序，打破了社会生态和文化的生态平衡。深圳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杨晓霞的论文《印度流散小说创作简论》简述了印度流散写作的概况与成就，指出印度流散小说艺术地反映了印度移民的历史变迁和生活境遇，对全球化进程中文化的杂交同化、兼容并包进行了形象的艺术展现，在国际文坛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和地位，成为世界文学史上备受关注的文化现象。西安财经学院讲师张璐在《阿米塔夫·高什的创作兼评其作〈阴影线〉》一文中介绍了《阴影线》的创作背景和主要内容，分析了阿米塔夫·高什对狭隘民族主义、宗教偏见、种族歧视的批判。

本届世界印度学家大会于11月13日下午圆满地落下帷幕。大会闭幕式上，印度驻广州总领事唐施恩先生（Sailas Thangal）致闭幕辞。他对此次大会的召开给予高度评价。他说，中国和印度携手举办一场关于我们共同文化遗产的大会，不仅是一场活动，而是一座重要的里程碑。印度和中国需要走到一起，展望未来，构想中印关系的大局，比喜马拉雅山更高更宏伟的大局。中印双边关系是21世纪全世界最重要的关系。中印关系决定亚洲21世纪的成败。闭幕式上，深圳大学ICCR讲席教授舒明经（Shubra Tripathi）与与会学者分享了她把《道德经》翻译成印地语的心得。她说，《道德经》在很多方面与印度教思想非常相近，将《道德经》译成印地语意味着它将进入一大批受过教育的印度人的视野，并帮助他们更好地理解中国。法国东方艺术博物馆创始人兼馆长、深圳大学名誉教授鲍思岱（Michel Postel）先生发表了题为《法国东方艺术博物馆——一个为传播和交流亚洲、印度和中国文化艺术而创建的国际平台》的演讲。鲍思岱介绍了法国东方艺术博物馆的创建和藏品，法国东方艺术博物在西方世界为观众提供了一个东西方历史文化艺术交流的平台，是全欧洲最著名的三座收藏亚洲古代艺术品的博物馆之一，与伦敦的大英帝国博物馆和巴黎的吉美博物馆齐名。

闭幕式之后，与会学者赴世界之窗观看名为“一路阳光”的晚场表演，在兴奋、欢乐中为“第二届世界印度学家大会”划上圆满句号。

从学术角度来看，本届印度学家大会具有几个特点。首先，大会促进了中外印度学学术界不同学科、不同文化背景的学者之间的对话与交流，体现出印度学作为一门综合性交叉学科的整体性和互动性。其次，在中印两国快速发展和两国经济文化交流不断深化的国际背景下召开的大型国际学术会议，研讨的五大主题反映了印度学研究的与时俱进，以及印度学家的时代感和现实关怀。同时，中印两大文明有着两千来年来的友好往来历史，中印两国日益成为世界上举足轻重的大国，参与世界的程度越来越高。这种现实世界中的地位亦反映到学术研究领域，那就是加强对中印文化关系史的研究。会上的许多探讨对此具有重要意义。再次，会议讨论所涉及的内容具有前沿性，反映了印度学研究的某些新动向。更令人可喜的是，中国国内涌现出一批对研究印度充满学术热情年轻学者，日后将成为中国印度学研究的生力军。总之，第二届世界印度学家大会在中国的召开，对推动中国印度学研究以及中印文化交流具有重要意义。